金融犯罪是以利益為導向的犯罪，對這類犯罪的懲治和預防，應當側重于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金融犯罪依照刑法規定可以處以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處罰。罰款數額，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范圍內確定。原則上，對于具有減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應當減輕、減輕或者免除應當同時判處的刑罰。深圳律師事務所來講講其中的一些問題。

　　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以刑法分則為依據。刑法分則規定了罰金刑，規定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但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的罰金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的罰金數額；《刑法分則》的規定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不得附加罰金刑。

　　同案犯口供的特點和證據進行價值。共犯自首是指犯罪嫌疑人、共同犯罪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向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就犯罪事實及其他案件所作的陳述。

　　共同犯罪人的供述往往具有以下特點:

　　1、共同犯罪人的供述具有強有力的證據。被告人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其陳述能夠全面、真實地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如果案件中有幾個共犯，如果他們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那么他的供述的證明力無疑會增強。

　　2、共犯的供述具有主觀性、虛假性和可變性。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屬于口頭證據。與物證相比，口頭證據已經經過了舉證人的心理加工，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受到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外部條件的制約。

　　3、共犯的供詞缺乏可信度。在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共犯可以將自己的責任轉移給他人，如果唯一的證據是共犯的供述作出有罪判決，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共犯口供的證明力是指共犯口供對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即是否具有證明效力以及具有多大的證明效力。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共同犯罪案件往往難以偵破，很難取得物證，甚至只有共犯的口供。此時，共犯口供的證明力不僅關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還關系到如何保證司法公正。

　　世界各國普遍對共犯使用供詞持謹慎態度。在英國證據法中，共同被告的證人資格是有條件的，即只有當共同被告的證詞對其他被告有利時，才能采用證人證言的形式來證明案件，而不能作為共同被告的證人。

　　然而，在公共秩序混亂的情況下，為了保護公共利益，被告有權利和義務為檢察官作證，但法官應提醒陪審團，僅憑這些證據不能定罪其他共犯。在德國證據法中，被告人不能在本案中作證，共同被告人不能相互作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涉嫌犯罪構成案件調查事項的，或者涉嫌犯罪，或者窩藏罪犯、贓物罪的，或者被定罪的，不需要宣誓。

　　《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192條第3款規定，同一刑事案件中的共同被告的陳述或根據第12條涉及社團的訴訟案件中的被告的陳述，應附有其他證據，證明法官的陳述可信。日本法律規定，共同被告不得在同一訴訟程序中為其他被告作證。

　　綜上所述，各國的立法和實踐都傾向于否認共同被告人的證言，即共同被告人的證言不應該有獨立的證據。

　　我國對共犯口供證明力的理解不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進行規定，對一切相關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分析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通過被告人供述，沒有任何其他電子證據的，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一個被告人供述，證據能夠充分發展確實的，可以直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凡是我們知道這個案件具體情況需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由上述法律規定學生不難看出，我國企業刑事訴訟中已建立了“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原則及口供補強規則，但因未能得到明確要求被告人的范圍是僅僅指單個被告人，還是內容包括共犯被告人、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否以證人證言對待，導致對同案犯口供的證明力問題，我國法學界和司法社會實踐中發現存在一些不同文化認識，主要方面存在具有以下幾個觀點：

　　據深圳律師事務所了解到，如果同謀者的陳述可以相互證實，他們可以僅僅根據這些陳述被定罪和判刑。根據這一理論，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所指的“被告人供述”是指單一被告人的供述，而共犯則是對方的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