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離婚后，對于一方要求另一方根據離婚協議改變未成年子女的民族和姓名，法院應當遵守有關法律法規，結合離婚協議的性質、未成年子女當前的生活條件和姓名、家庭和社會影響，尊重具有一定判斷能力和合理認識的未成年子女，堅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依法作出判決。

 

　　案情

　　原告：冒。被告：羅某。第三人：羅某發。1999年8月2日，冒某與羅某登記結婚。雙方都再婚了。他們于2001年3月14日生下一個兒子，名叫冒某銅。2005年1月10日，冒某與羅某達成離婚協議，簽訂離婚協議，約定冒某已半百年，冒某銅由羅某撫養。但羅某不得改變某銅的名字。他必須符合冒某臨時帶某銅生活的要求。他必須能夠保持與孩子的正常聯系。如果羅某違約，冒某將帶回冒某銅并收回財產。撫養費由羅某承擔。2011年8月24日，羅某向戶口登記機關報告，并以羅某發為名，漢族為民族申請戶口登記。本次訴訟前，冒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羅某恢復孩子的姓名，并協助他行使探望孩子的權利。經審理，法院認為，冒某要求羅某恢復孩子姓名為冒某銅的訴訟請求，不屬于本案探望權的審查范圍，應另行解決。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冒某主張羅某擅自將孩子的姓名由冒某銅改為羅某，違反了離婚協議中關于孩子姓名的有關約定；雖然離婚協議中沒有約定孩子的民族，但傳統上，孩子的民族與父親在一起，蒙古族作為少數民族享有國家優惠政策，因此要求羅某履行離婚協議，將結婚生子的姓名恢復為冒某銅，民族恢復為蒙古族。羅不同意上述主張，解釋說離婚協議中關于孩子姓名的協議與實際不一致，但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他簽署了協議；說孩子的名字自出生以來一直是羅，并提交了相關的證據材料：證據1。出生醫學證明，簽發日期為2001年3月14日，新生兒姓名為羅；證據2。雙方于2016年9月24日結婚生子，內容為：我叫羅，確保如下屬實：我一直叫羅，從來沒有叫冒銅，現在我不想改名，我愿意改名為漢族，不想改名為蒙古族；證據3。自2007年11月至2013年7月以來，北京小學畢業證書、特殊學生證書和各種證書、榮譽證書；證據4。2018年3月22日以手機為載體錄制的，孩子重申不愿改變姓名和國家。冒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以證據1為由，未征得意見，兒童不知道與國家有關的護理政策，不承認上述證據的證明目的。
 

　　審判

　　經審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在本案中，羅某與毛某于2005年1月10日簽署的離婚協議由雙方自行協商，自愿簽署。內容不違法。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當合法有效，雙方應當共同遵守。離婚協議中多次提到雙方結婚生子，姓名為毛某銅。雖然羅某解釋說協議中孩子的姓名與事實不符，并提供了孩子出生的醫學證明，但他在協議中簽字的行為應視為與毛某離婚時同意孩子的姓名為毛某銅。此后，應在日常生活中用這個名字稱呼孩子，并以這個名字為孩子辦理入學、戶口登記等相關手續。但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羅某未能按照協議履行，未經毛某同意，確定孩子的姓名為羅某發，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中使用這個名字，并申請孩子的戶口登記。

　　坪山法律咨詢鑒于此，冒是否有權根據離婚協議中的有關協議，主張改變孩子現在的姓名，在離婚協議中不同意孩子的國家，主張改變孩子現在填寫的國家？在這方面，法院結合離婚協議的性質、孩子出生和未成年人的姓名和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日常生活經驗如下：1。離婚協議是男女雙方就解除婚姻關系、財產處理、子女撫養等問題達成的協議。其中，財產分割內容明確，與身份關系分離的，可以參照合同法的有關規定，但涉及子女姓名、撫養等人身關系的，不適用合同法或者有關訴訟時效，適用與人身關系有關的法律；2.根據《婚姻法》第二十二條、《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分的規定》第二條、第三條的規定，子女出生后，父母向戶口登記機關報告出生或者辦理戶口登記時，子女可以跟隨父親或者母親；可以跟隨父親或者母親。因此，羅某申請將子女姓名登記為羅某，民族登記為漢族，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3.根據《中華民族成分登記管理辦法》第七條的規定，未成年子女變更民族的，應當符合法定條件。具體包括:父母婚姻關系發生變化，其民族成分與直接撫養方不同；父母婚姻關系發生變化，其民族成分與繼父(母)不同；其民族成分與養父(母)不同。

　　本案中，因不符合上述變更情況，雙方婚生子女的民族成分不得變更；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十八條、民法總則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及公安部《關于父母離婚后子女姓名變更的批復》的有關精神，未成年子女變更姓名的，由本人或者其監護人申請，并根據自己的年齡和智力狀況尊重自己的意愿。其中，離婚雙方未經協商或者協商未達成協議，一方要求變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機關可以拒絕受理，人民法院不應當支持單方提出的變更請求。在這種情況下，雙方不能就改變已婚子女的姓名達成協議；雙方通過書面說明和視頻明確表示不愿意改變當前姓名，出具說明時年滿15周歲，錄制視頻時年滿17周歲?？梢哉J定，他們已經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密切相關的人身權益形成了一定的認知，因此，人民法院應尊重自己不改變姓名的個人意愿；5.事實上，除了離婚協議中雙方將已婚子女的姓名表達為假銅外，現有證據表明，兒童在日常生活和學習中長期使用羅的名字。另外，孩子現在和羅住在一起，姓氏和羅一樣，比如改名，可能會給孩子的學習、生活和日常人際交往帶來不便。因此，從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來看，不宜改名。

　　海淀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二條、《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四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的規定，駁回了冒的全部訴訟請求。冒拒絕接受一審判決，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人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評析

　　坪山法律咨詢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夫妻離婚后，未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是否有權要求另一方按照離婚協議的約定更改子女的民族和自出生起一直使用的姓名？法院在審理本案時，重點對以下問題進行審查：

　　一、當事人是否符合變更姓名和民族的規定情形

　　（一）變更姓名

　　1、姓名權

　　姓名是每個自然人的特定名稱符號，是通過語言文字區別個體差異的標志。民法通則是最早對姓名權作出規定的法律，并將姓名權納入人身權的范疇。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由此，理論上一般認為姓名權的權能包括三部分：姓名決定權、姓名使用權和姓名變更權，均系意志自由在姓名領域的貫徹。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明確將姓名權規定為一項人格權。

　　2、姓名變更權

　　姓名變更權作為姓名權的權能之一，也是重要的人格自由利益，但并非可以任意而為。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對于姓名變更的立法思想有所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英美國家的自由主義立法體例，即在極度自由個人主義下，姓氏可基于個人的自由意思加以變更，在英美等國，只需要相關機關予以公告即可；二是大陸國家的許可主義立法體例，其認為姓氏關乎個人同一性的識別，對于國家、社會的利益有重大影響，所以在德國和法國都要求有重大理由才能變更，在日本也不承認基于個人意思的變更，必須經過行政機關的認可、家事法院的裁判許可才可變更。

　　在我國，根據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的規定，變更姓名需要依照規定。實踐中，變更姓名被納入公安機關的登記管理事項。關于姓名登記的法律至今只有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戶口登記條例》第十八條，但這一條款僅僅規定了姓名變更的申請主體，并未作出實質性限制。2002年，公安部曾出具《關于父母離婚后子女姓名變更有關問題的批復》，其中規定，對于離婚雙方未經協商或協商未達成一致意見而其中一方要求變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機關可以拒絕受理。但這一批復于2018年4月被廢止。除此之外，關于姓名的登記與變更，再無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層級的規范加以管理，只有在部分省市出臺的戶口登記規定（或辦法、實施細則等）中有所提及。

　　本案中，關于冒某之子是否符合變更姓名的規定情形問題，因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在此不予定論。但冒某之子雖沒有使用冒某與駱某離婚協議中約定的姓名，而隨母親之姓，根據婚姻法第二十二條“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的規定，并無不妥。且冒某之子自出生時便隨母親姓駱，名某發，一直使用至今，期間冒某并未提出異議。考慮到冒某之子使用姓名的連貫性和生活學習中的便利性，其選擇不更改姓名的意愿也當得到尊重。

　　再者，冒某之子作為未成年人，其監護人在作出與其利益有關的決定時，根據民法總則第三十五條的規定，應根據被監護人的年齡和智力狀況，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民法總則第十九條也規定，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法律行為。而冒某之子在本案一審審理時已滿15周歲，二審審理時已滿17周歲，可以認為其能夠充分表達自己意愿并對相關判斷具有合理認知。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和智力發展狀況，在作出與未成年人權益有關的決定時告知其本人并聽取他們的意見。鑒于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多次明確表示不愿變更姓名，故法院應充分尊重冒某之子的意愿，判決不予變更姓名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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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關于公民民族成份的規定主要包括：1990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務院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第二條、第三條，其中規定，個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據父或母的民族成份確定，不同民族的公民結婚所生子女，其民族成份在滿18周歲以前由父母或養父母商定，滿18周歲者由本人決定。此外，還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公安部于2015年發布、2016年實施的《中國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其第七條對民族成份的變更列舉了具體情形：公民民族成份經確認登記后，一般不得變更；未滿18周歲的公民，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可以申請變更其民族成份一次：（一）父母婚姻關系發生變化，其民族成份與直接撫養的一方不同的；（二）父母婚姻關系發生變化，其民族成份與繼父（母）的民族成份不同的；（三）其民族成份與養父（母）的民族成份不同的。

　　而本案中，冒某之子在父母離婚后由母親駱某直接撫養，其登記的民族成份與駱某均為漢族，故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變更民族成份的情形。且同上所述，冒某之子多次明確表示不愿變更民族，故法院尊重其意愿，駁回了冒某的請求。
 

　　二、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行使姓名決定權

　　本案中，冒某與駱某在離婚協議中約定了婚生子的姓名，但駱某沒有依照約定履行，自行另行確定孩子姓名進行戶口登記并在長期的日常生活、學習中使用。駱某的行為確系違約，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但離婚協議中涉及婚生子姓名這一人身關系的內容，具有身份屬性，不能簡單適用合同法，而應適用調整身份關系的相關法律。且這一事項與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利益直接相關，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事宜，這就帶來本案另一個關注點，即未成年人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否有權決定自己的姓名。

　　這一問題理論上存在不同觀點，大致可以分為行為能力說和意思表示能力說兩種。行為能力說認為，自然人對自己姓名決定權的行使，以其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為前提，一旦自然人具有了民事行為能力，就可以決定是繼續使用已取的名字還是另行取名，對此他人不得干涉。在公民未成年時，應由其監護人決定其姓名；在公民取得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后，就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姓名。這一說法認為，未成年子女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姓氏變更問題上的深刻的社會、法律意義。意思表示能力說則認為，公民決定自己的姓名，需以具有意思表達能力為前提，一旦未成年人具有表達自己意愿的意思能力時，其監護人則不能妨礙本人行使姓名權，而不是等未成年人成年后才能決定自己的姓名。

　　以上兩種說法均具有一定道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應在全面查明事實的基礎上，結合未成年人的年齡、智力、思想、表達等因素綜合判定，不必拘泥于18周歲的年齡界限。這樣考慮的原因在于：其一，民法理論上，意思表示能力是決定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的基礎，通常一般以年齡尺度和精神尺度確定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民法通則曾以10周歲為界，規定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民法總則則更將界限提前至8周歲，規定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再者，199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5條規定，父母雙方對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隨父或隨母生活發生爭執的，應考慮該子女的意見。由上可以認為，這是對未成年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智力發育水平和意思表示能力在立法上的肯定和確認。本案中，冒某之子在二審審理時已年滿17周歲，應當認定其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和合理的判斷能力，且已基本可以理解姓名的意義，故其有權決定自己的姓名。而對于不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由于從整體情況看，他們正處于成長發育的最初階段，對事物的分析判斷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其姓名權由監護人行使更為妥善。其二，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也是貫徹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基本原則。夫妻離婚，未成年子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法院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應以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為出發點，避免給未成年人日后的學習、生活、社會交往帶來不便。
 

　　三、此類案件的處理原則

　　（一）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此類糾紛應當通過考慮變更姓名或民族的行為給未成年子女所帶來的種種生活效應，[6]從而判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如未成年子女使用現有姓名的時間長短，變更姓名或民族后是否會影響子女與父母間關系的維系和發展，是否可能面臨生活和社會交往上的困難和窘迫，是否會對未成年子女產生精神上的壓力和身份認知上的困擾等等。通過結合個案情形予以全面綜合的考慮，從而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

　　（二）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愿

　　依照民法總則規定的精神，年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已經具有一定的智力發展水平和對事物初步的分析判斷能力，雖然他們對姓名、民族的社會意義、倫理意義很難說已經十分明確，但一般而言，他們的價值觀已經具備一定的合理因素，某種程度上可以表達特定時期內的真實要求，尊重其意愿也是為了保護其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

　　（三）維護社會秩序

　　坪山法律咨詢在我國，姓名權不僅作為一項人格權利，姓名和民族的登記變更還具有社會管理方面的功能和意義。法院在處理此類糾紛時，也要結合行政管理規范做出合理判斷，通過司法裁判為社會有效治理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