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律師，處理非法集資案件中的證據難題和證明標準是一個重要的挑戰。本文將探討非法集資案件中的證據難題和證明標準，并結合深圳市的實際案例和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分析。深圳刑事律師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一、非法集資案件中的證據難題

　　在非法集資案件中，證據難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證據的缺乏

　　非法集資案件一般都是由被害人向有關部門報案，然而，很多被害人在受到非法集資行為的侵害后，由于缺乏證據，無法證明自己的權益受到了損害，因此很難立案。

　　（二）證據的復雜性

　　非法集資行為通常都采用高科技手段和復雜的運作模式，涉及到多個環節和多個人員，這就使得證據收集和證明變得異常復雜。

　　（三）證據的不充分

　　對于一些涉及到大量資金的非法集資行為，被害人可能沒有完整的記錄和證據，或者被害人的證據不充分，這就給案件的證明帶來了困難。

　　二、證明標準

　　在非法集資案件中，證明標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案標準

　　對于非法集資案件，立案標準主要包括證據的充分性、確鑿性和可信性等。

　　（二）刑事責任標準

　　刑事責任標準是指對非法集資罪的認定標準，主要包括被告人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

　　（三）民事責任標準

　　民事責任標準主要包括侵權行為、損失和因果關系等。

　　三、深圳市的實際案例

　　深圳市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打擊非法集資行為，采取了多種措施加以打擊。下面將介紹深圳市的一起非法集資案例。

　　在2019年，深圳市寶安區法院審理了一起非法集資案件，該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4億元人民幣，涉及超過1000名被害人。該案件的主要被告人是一名叫做“李某”的人，他通過組織各種投資活動，承諾高額的投資回報，吸收了大量的公眾存款。最終，法院以非法集資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該案件是深圳市歷史上金額最大的非法集資案件之一。

　　在該案件中，盡管涉及的被害人數量眾多，但是由于李某采用的是高科技手段和復雜的運作模式，被害人很難獲得證據。因此，深圳市公安機關在偵查該案件時，采取了大量的取證措施，并聘請了多名專業律師參與該案件的調查和審理過程。最終，法院審理該案件時，對被告人的證據進行了充分的審查和鑒定，并最終認定李某的非法集資行為構成犯罪。

　　在該案件中，深圳市政府通過采取多種措施加強了對非法集資行為的打擊力度，包括加強對涉案人員的監管、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眾對非法集資行為的認識等。這些措施有力地打擊了非法集資行為，并保護了公眾的合法權益。

　　四、法律法規

　　針對非法集資行為，中國法律法規體系中有多項規定。下面列舉一些相關法律法規：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欺詐、誤導等手段非法募集資金。”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保險公司、保險代理機構、保險經紀機構不得以欺詐、誤導等手段非法募集保險費。”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金融機構應當加強對客戶身份、資金來源等相關信息的了解和管理，發現或者懷疑客戶從事非法集資等活動的，應當及時報告相關機關。”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網絡實施欺詐、詐騙、非法集資等活動。”

　　我們應當認識到，非法集資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對公眾利益和社會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在處理非法集資案件時，證據難題和證明標準是我們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在證據收集方面，我們應當采用多種方法，包括勘驗現場、取證調查、調取電子證據等手段，從不同角度收集證據，形成證據鏈條。同時，我們還應當積極協助有關部門加大對非法集資行為的監管力度，提高公眾對非法集資行為的認知和警惕。

　　在證明標準方面，我們應當結合具體案件的情況進行判斷。在刑事案件中，我們需要充分證明被告人的故意和非法行為，證明其所從事的活動屬于非法集資行為，且數額巨大、性質嚴重。在民事案件中，我們需要證明被告人的違法行為和對被害人的侵害，以及被害人的損失和賠償金額。

　　綜上所述，深圳刑事律師認為，作為律師，在處理非法集資案件時，我們需要全面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和案例，采取多種證據收集方式，結合具體案件情況進行證明，保護公眾的合法權益。同時，我們也需要加強對非法集資行為的認知和警惕，提高公眾的防范意識，共同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