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即“挪而未用”的應按照其他活動型挪用公款罪處理。首先，“刑法條文是按照公款用途的風險大小分為三種情形的，而風險大小基本上取決于實際的使用途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使用’行為是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要素，相反，使用行為只是確認用途的資料與根據。”深圳律師事務所就來帶您了解具體情況。

　　其次，即便原本打算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動或營利活動，只要事實上沒有用于非法活動和營利活動，公款的風險就比實際用于其他活動還要小。因此，對于“挪而未用”的應按照其他活動型挪用公款罪處理。

　　有人認為，“挪而此用與挪而彼用反映的主觀惡性是存在差別的，此種規定是刑法倫理化的注腳和體現。”本人不贊成這種先將挪用公款罪關于用途的規定定位為反映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然后對此規定加以批判的思維方式。

　　理論通說認為，挪用公款罪是侵害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權的犯罪，行為人沒有永久性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因此，公款能否及時歸還，即安全性、風險性的大小，無疑是衡量法益侵害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立法者認為，從用于其他活動、營利活動到非法活動，風險通常依次增大，故成立犯罪的門檻也應依次降低。這種根據用途設置犯罪成立條件的規定，具有合理性。

　　“如果認為使用行為是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就必須得出以下兩個結論：其一，使用者均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其二，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另構成犯罪的，不能實行并罰。”如前所述，筆者認為挪用公款罪的實行行為只有“挪”。

　　“用”并非該罪的實行行為，不過是判斷公款風險性大小的資料與根據。換句話說，實際的使用行為是超出挪用公款罪構成要件評價范圍的因素。因此，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構成其他犯罪的，應與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

　　司法實踐也持這種立場。有學者對數罪并罰之通說及實務立場提出批評：“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如走私等是挪用公款行為的定罪事實，在非法活動本身構成其他犯罪時以數罪并罰，則非法活動明顯屬于‘一個行為兩頭挑’，違背刑法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同時，這樣的司法解釋規定使挪用公款罪與相關犯罪的罪數關系發生了混亂。”筆者深不以為然。

　　該批評顯然是建立在挪用公款罪是復行為犯的基礎之上。其實，只要認為該罪的實行行為只有“挪”，就不會得出數罪并罰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結論。正如，只要認為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并非受賄罪的實行行為，就難以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構成犯罪時與受賄罪數罪并罰，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如何理解適用“歸個人使用”一直是困擾司法實踐的難題。理論上一直有人望文生義，把歸“個人”使用限定為歸自然人使用或者私營企業使用。例如有學者認為，“‘歸個人使用’包括歸本人以外的自然人使用；‘歸個人使用’包括歸其他私有單位使用；‘歸個人使用’不包括歸其他公有單位使用。”

　　司法實務中也一直糾纏于公款的使用者是自然人還是單位、是私營企業還是非私營企業。為“統一司法”，2002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關于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

　　（一）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

　　（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

　　據深圳律師事務所所知，對此規定，學界普遍認為，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是一種典型的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表現形式。上述立法解釋只是對刑法第384條第1款“歸個人使用”進行了文理解釋，對其理解在實踐中不存在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