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和第218條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為例進行說明。原本，對于著作權侵犯的認定十分簡單，但由于實踐中對于著作權的認定往往缺乏著作權人的指認而實際上很多情形都難以認定為侵權，而是否屬于非法經營行為認定的受制因素則要少得多，比如出版物沒有正式編號、沒有生產線號、假冒出版社等情況，就較易認定。深圳律師事務所就來帶您了解具體情況。

　　除此之外，根據200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26條和第27條的規定，侵犯著作權罪的入罪標準為非法經營數額5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數額3萬元以上。

　　銷售侵權復制品的入罪標準是違法所得數額10萬元或違法所得數額未達該標準，但尚未銷售的侵權復制品貨值達到30萬元以上。而《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就非法經營罪的入罪標準規定，違法所得數額達到2萬元即可。

　　同樣，對于“網絡水軍”以非法經營罪進行規制也存在相類似的理由。事實上，對于目前常見“網絡水軍”的刪帖行為，根據現行刑法并非全然毫無辦法。例如，2013年4月25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就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對侵入凱迪論壇刪除帖子、非法獲利的兩被告進行了刑事處罰。

　　此外，對于非通過侵入他人計算機系統刪帖而是通過給予相關網站維護人員好處費形式刪帖的，則可以以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論處。但無論是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還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于定罪的證據標準或入罪標準較之非法經營罪顯然要更為復雜或要求更高。所以，尋求更為便利的非法經營罪也就成為《解釋》出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主張本罪系單行為犯，當然贊成既遂說。“只要行為人利用主管、經管或者經手公款的職務之便，將本單位的公款擅自轉移到自己的實際控制之下（包括轉到行為人指定的他人的賬戶之上），使單位完全脫離了對該項公款的控制，對單位財產權利危害的結果已經產生。

　　如果挪用公款的數額和時間等符合了立案標準，應當認定，行為人已經完全齊備了挪用公款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應視為挪用公款罪既遂。至于是否實際使用，以及使用時間長短只是量刑時需要加以考慮的情節。”

　　立法者根據用途的不同（即非法活動型、營利活動型及其他活動型），對挪用公款罪設立了不同的構罪條件，肯定“挪而未用”成立本罪既遂后，尚需進一步討論屬于何種類型的挪用公款罪。第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能夠查明國家工作人員意圖將公款用于非法活動或營利活動，數額上達到立案標準的，則認定為非法活動型或營利活動型挪用公款罪的既遂。

　　如果無法查明國家工作人員意圖將公款用于何種用途，符合數額標準和挪用時間要求的，認定為其他活動型挪用公款罪；上述情形以外的‘挪而未用’行為，由于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因而無罪。

　　第二種觀點主張，在難以確定行為人挪用意圖的情況下以其他活動型的規定進行定罪處罰，但在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挪用單位資金系進行非法活動或者營利活動的意圖的情況下，不能排除對挪而未用的行為有按照非法活動型或營利活動型的規定進行定罪處罰的可能。

　　深圳律師事務所了解到，第三種觀點聲稱，“‘挪而未用’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明顯小于‘挪而又用’對社會的危害。因此，‘挪而未用’行為按‘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3個月未還’的標準處理是符合‘罪責刑相適應’這一刑法基本原則的。”